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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拍电影的,这样的文字已经很好了,他完全也可以写东西——
 

拍完《小武》后,约我出来见面的人突然多了起来。我自不敢怠慢,也不想错过任何一个人。江湖上讲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,象我这种拎一只箱子来北京找活路的人,突然得到别人的注意,总是心生感激。阅人胜于阅景,况且那时穷有时间,即使只是扯淡闲聊也乐于奉陪。
见面就要有地方,这对我是一个难题。那时我还没有办公室,家小,杂乱也不可待客。每次约会我都让对方定地方。客人又都客气,说要将就我。于是沉默一下,动一番脑筋,说出来的还是三个字:黄亭子。
直到今天我的活动范围还都在新马泰一带,新是新街口,马是马甸,泰是北太平庄。这些地方离电影学院近,上四年学习惯了,腿便自己往这边跑。黄亭子在电影学院北边一百米,是家酒吧,全称叫黄亭子五十号,因为隔街可见儿童电影制片厂,好找。下午客稀,也便于说话。
那时,不远处的北航大排挡正是黄金时代。入夜时分,三教九流蜂拥而至。烟熏火燎中有孜然的香味,就着红焖羊肉可以看见械斗。那边新疆大叔用维汉双语招徕四川小姐,一低头身边这桌大学生不知为什么已经哭成一团。这里混乱,迷茫但充满生机,对我的口味。但黄亭子就是另外一回事了,每次从北航回学校路过这里,透过窗口看见里面灯光昏暗,便觉无味。山西家穷,从小父母就节约用电,15瓦的灯泡暗淡太久,让我日后酷爱光明。也是青春不解风情,那时心中充满宏大叙事,自觉很难融入烛光灯影。
第一次进黄亭子是97年初,我在香港碰见摄影师余力为,两人打算日后合力拍戏。我剧本还没写,他已经来了北京。接他电话时,他在黄亭子里等。进了黄亭子,他的桌上已经有了几个空酒瓶。我点上一支都宝,这烟别名点儿背。但一切如此幸运,这次见面让我们决定一起去山西看看,这便有了日后的《小武》。
小余能喝,成了黄亭子的常客,我便常来,与老板成了好友,时间长了有人戏称黄亭子是我的办公室。老板简宁是诗人,开酒吧也开诗会,常在午夜时分强迫小陈和他下象棋。小陈是调酒师,见我进来总喊贾哥,并让莉莉倒茶。莉莉是服务员,简宁的远亲,爱看电视,常梳一头小辫,把自己打扮成民国戏中的女子。这样我在北京又多了一个去处,即使无人相随,来了黄亭子也总能找到人聊天儿。象我这样的人不少,有一个英国人叫戴维,在化工学院作外教,他总是准时晚上十二点来酒吧,要一杯扎啤,仰着脖子一边看足球一边和小陈聊他伦敦乡下的事。这些思乡的面孔在午夜时交错,彼此没有太多交情,所以能讲一些真实的话题。
我还是习惯下午在黄亭子见人:约朋友举杯叙旧,找仇家拍桌子翻脸,接受采访,说服制片,恳求帮助,找高人指点。酒喝不多话可不少,我的家乡汾阳产汾酒,常有名人题词。猛然想起不知谁的一句诗:有酒方能意识流,大块文章乐未休。于是又多了一些心理活动。在推杯换盏时心里猛的一沉,知道正事未办,于是悲从心起。话突然少了,爬在桌子上看烛光跳动,耳边喧闹渐渐抽象,有《海上花》的意境。于是想起年华老去,自己也过上了混日子的生活。感觉生命轻浮肉身沉重。象一个老男人般突然古怪地离席,于回家的黑暗中恍惚看到童年往事。知道自己有些醉意,便对司机师傅说:有酒方能意识流。师傅见多了,不会有回应,知道天亮后此人便又会醒:向人陪笑,与人握手,全然不知自己曾如此局促,丑态百出。
到了下午,又在等人。客人迟迟不来,心境亦然没有了先前的躁动,配合下午清闲的气氛,站起来向窗外望。外面的人们在白太阳下骑车奔忙,不知在追逐什么样的际遇。心感苍生如雀,竟然有些忧伤。突然进来一位中年女子,点一杯酒又让小陈放张信哲的歌,歌声未起,哭声先出。原来这酒吧也是可以哭的地方。
现在再去黄亭子,酒吧已经拆了,变成了土堆。这是一个比喻,一切皆可化尘而去。于是不得不抓紧电影,不为不朽,只为此中可以落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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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智正

孙智正

753篇文章 6年前更新

浙江嵊州市人,打字家,写小说、句群、字行,著有长篇《青少年》、《我们去干点什么吧》、句群辑《句群和字行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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