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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益中:我最鄙夷的生活是需要出卖灵魂的生活。

程益中(1965年-),中国安徽安庆人,记者。2005年4月5日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“新闻自由奖”,在授奖词中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:“程益中是中国新闻界的楷模和有良心的职业报人,他为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付出了代价。”

 


我羞愧我多了一丝对现实的冷漠和对自己的热情  

——程益中答南方人物周刊(节选)

   

人物周刊:身边不少同事说,既尊敬您过去的锋芒,也尊敬您现在的隐忍和妥协。您是否更隐忍和更妥协了?这两者是您一直以来的方法论吗?  
程益中:过去的锋芒也好,现在的隐忍和妥协也罢,我认为对我来说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,并非刻意而为。我对人生的艰难困苦极其敏感,对加诸在所有人身上的不平与不公感同身受,嫉恶如仇,我的锋芒因而被砥砺而成,如果没有世间的不平和不公,我又何来锋芒可言?世间的不平和不公,便是我的磨刀石。而所谓的隐忍和妥协,无外乎两种情况,一种是锋芒被折断,另一种是你不合时宜,你已经失去了亮剑的机会。  

人物周刊:您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?如何权衡过去两三年的得失?   
程益中:我是满意的。我常常对我的家人和朋友说,别抱怨,要知足,世上还有多少不公平的事情,还有多少受苦受难的人,面对这样的世界,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抱怨,还抱怨什么呢。如果非得权衡,我觉得过去两三年里得大于失。经历那件事之后,个人得与失对我于来说已不再是一个问题了,任何情况下我都觉得自己得远远大于失。我这里要交代的是,我对现实的看法,与个人境遇的关系不大,并不会随着个人境遇的变化而变化,我从前在别人看来很风光的时候,对现实的看法也大致如此。  

人物周刊:哪一种生活是现在的您鄙夷的,坚决不愿意过的?   
程益中:我最鄙夷的生活是需要出卖灵魂的生活。比如说不认同某种价值观而又必须依赖这种价值观生活;比如说为了生活去背叛人类常识和普世价值,与自己的良心搏斗,或者为了生活干脆抛弃良心;明明知道某句话是谎言,但为了生活却偏偏说这是真理。最不能忍受的是,这样做只是为了生活得更成功,不这样做他也有日子过。  
比较幸运的是,我现在能自主选择不屈辱的生活方式,尽管代价很大,但我觉得很值。   

人物周刊:是否有心生厌倦之时?您应该不是无条件乐观的人。   
程益中:要说厌倦,其实早就有了,不是现在才有。我早就不想再忍受了,早就想辞职了,作为报纸总编辑,作为报人,我受到的压迫和侮辱太多了。只是后来发生的事件,使我出走的方式,看起来不像是自我放逐,而像是仓皇逃离。  
我怎么能是一个乐观的人呢?我是一个达观的人,因为我悲观至极。


人物周刊:您字里行间的情怀、气概、力量因何而来?在您的心里,是否一直有个人和家国之间的清晰次序? 程益中: 达则兼济天下,穷且独善其身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我跟古往今来的中国传统读书人一样,骨子里有很强的家国意识,有很强的为民请命意识。而我从事的职业,刚好有这样的机会和可能。在民主国家,这些意识其实不重要,但在中国就弥足珍贵。  

人物周刊:您希望50岁时的自己是怎样的?   
程益中:我希望50岁时,自己更宽容,更自由,不需要拍案而起,不需要愤怒,能生活在人权民主和法制得到真正落实的社会,能看到官员廉洁奉公、环境日益改善、社会公平正义、人民安居乐业。至于自己能干多大的事业、能有多大的成就,真的一点都不重要。我愿意做一个好制度下幸福的平民,绝对不愿意做一个坏制度下悲苦的英雄。  

人物周刊:对您的最大侮辱,和您可能的辩解。   
程益中:有人说我本人和南方都市报遭受挫折,是因为我做人不够圆滑、玲珑、世故,不遵守潜规则,这个观点我坚决反对。相反恰恰应该这么讲,南方都市报最成功的地方和最成功的原因,都是我程益中做人不够圆滑、玲珑、世故。更重要的是,南方都市报最伟大之处,便是它的挫折。  
中国最大的糟粕,就是所谓的做人学问,中国人缺乏的是率真和纯粹。中国到处充斥着各式各样、似是而非的做人做官的学问、庸俗管理的学问,其祖师爷都是厚黑学和潜规则。从这些学问那里,我看到的都是争先恐后的、创造性的无耻。我经常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,怎么那么多教人做人的学问里边,都不教人怎样做一个正直、正派和有道义的人,反过来都教人怎么做一个圆滑、世故和不吃亏的人。

人物周刊:数年前所言“只有不好的制度,没有不好的人性”,现在对制度和人性之间关系的新认知。  
程益中:最不好的现实是,制度性的败坏,与国民性的败坏在双重作用于这个时代,一方面制度性的败坏改造和伤害了国民性,加剧了国民性的败坏,另一方面日益败坏的国民性也为制度性的日益败坏提供了肥沃土壤,两者相互相成,互为因果,又相互推波助澜。但可怕的是我们不以为意,或者浑然不觉,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。 

人物周刊:是否苟且?在现在中国如何生活得更平心静气?   
程益中:我现在不愤怒,因为我已经掌握了在这个时代生存的两大秘技,荒诞和戏虐。我认为这已经是我最大的不妥协、不苟且了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时代,礼崩乐坏,江河日下,积重难返。倘若没有一点戏虐和荒诞精神,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们何以自处;所以我现在不再容易出离愤怒了。我羞愧我多了一丝对现实的冷漠和对自己的热情。  

人物周刊:面对鲜花掌声、明枪暗箭时的心态,以及孤独感的缘由。   
程益中:无论鲜花掌声还是明枪暗箭,无论得意还是失意,我都知道我是谁,从哪里来,到哪里去,我不会在成功中迷失自己,也同样不会在挫折中迷失自己。  
有不被理解的孤独,但我也不是太过不了这一关,并且我感觉我得到的理解远远大于不理解。我的孤独感并不源自发生了多少不幸,遇到了多少挫折。我在不幸、挫折时并不觉得无助,为我挺身而出、拔刀相助的人,比我想象的要多,他们的努力比我想象的要大。  
我的孤独也在凯旋归来时。我常常会在高堂华座,觥筹交错,熠熠生辉场合,一个人从后门出去,在如华的月光之下悲从中来。这是我最大的落寞和孤独。  

人物周刊:您在媒体职业里的的自我定位?是否是天生的带队者?   
程益中:我不自我定位成最好的记者、编辑、专栏作家或者校对。但我起码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前报人之一,最有格局的媒体资源管理和整合者,优秀的媒体环境、气氛、文化的制造者。我不认为我天生就是带队者,我认为我之所以可以带队伍,是因为我敢于承担责任,并且也往往有能力承担责任。我不是一个好下属,但的确会是个好领导。我认为我与下属相处相对容易,与上级相处相对不易。  

人物周刊:如何看待都市类报纸起家时代言弱势、和发展到一定阶段苟合强势的角色转换?   
程益中:我不认为都市类报纸靠代言弱势起家,而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苟合强势。我认为这样的判断是对都市类报纸的偏见和侮辱。都市类报纸有各种各样的问题,但主要不是这个问题,再说即使有问题也比那些喉舌和工具好。我认为,所谓代言弱势也好,苟合强势也罢,都是一种道德主张,并没有是非和高下之分。需要搞清楚的是,新闻观有没有问题?真实性、公正性、专业性是否有保证?发行量、影响力、美誉度如何?现在,一些报纸由于盈利上的压力,偶尔会做出一些短视的行为,我觉得当然最好不要这么做,也没必要这么做,但我同时也觉得做了也无伤大雅,以后改了就好。问题是,面对所向披靡的政治压力,报纸自取其辱地选择妥协的方式生存。我们应该抨击施压者,而不是被压者。是不是?  
都市类报纸生存的政治环境非常不易,我们不能再雪上加霜了。   

人物周刊:你对“精神教父”角色的理解?领袖气质、感染力是否也是危险?  
程益中: 我觉得这说法让我很难堪,我无意也无力担当这样的角色,我是一个偶像的破坏者,我拒绝成为偶像。首先说明,我认为这个问题跟我无关。我必须说,我对精神教父、领袖气质之类的东西,一向还是很警惕的。领袖气质这东西,实际上是一种以暴易暴的气质,无非是以一种更大的暴力,成功性地压到了另外一种相对较小的暴力。我对自己的期许是,我的见解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可操作性;我的主张能得到认同和支持,并且符合情理;我的规划能很有效率地变成现实。  
当然我也承认,越是落后的国家越是需要精神教父和领袖气质。   

人物周刊:你对过去一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总体描述是?是否意识到自己已经添加到这一序列中?添加到这一序列中的荣和辱是什么?  
程益中:第一个问题有点大有点泛,我只能说,过去100年,大陆中国知识分子命运总体上没变——不对,应该是每况愈下。虽然物质条件有变化,但知识分子近60年来并没有真正获得尊重和尊严,人格上越来越不独立,学术上越来越不自由,被豢养和包养的命运并没有改变,相反越来越依附和依赖权势。这很可悲!更可悲的是,现在连“公共知识分子”都竟然成了一个不准提及的词语,多么卑鄙!不容许“公共知识分子”,只容许“私有知识分子”,何其荒唐!  
虽然命运和地位没有改变,但是待遇和俸禄可以改变。我现在看到的情况是,大部分所谓的知识分子,已经彻底废了谋生能力,也乐得被豢养和包养;极少数有良心、有情怀、有道义的知识分子,通常情况下都活得并不容易,观念上磕磕碰碰,生活上踉踉跄跄。  
我不知道您把我划为哪一部分?大多数,还是极少数?做大多数,我不愿意;做极少数,我不够格。所以还是不要把我划在什么序列中。我对自己现在的要求是,以知识和专长自谋职业,不失良心、情怀和道义,自食其力。  
(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傅小永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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